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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不了南京街頭驚心動魄的一幕 1970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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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元旦前後,我父親從五七幹校回到南京,得知我已摘帽並回到家鄉,要我到他那裡小住,養養身體,我便到了南京。


一天早晨,妹妹買菜回來,不安地悄悄對我說:“今天要槍斃一批罪犯,布告貼出來了,有像你這樣的右派份子!”我心中一震,忙到街上去看布告。萬萬沒有想到,在被槍斃的罪犯名單上,我看到了姚祖彝、王桐竹、陸魯山、孫本喬這幾個十分熟悉的名字,他們的罪行是企圖偷越國境,煽動知青回城。

他們都曾是同我一起勞教的右派。


1962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把經過兩年多大饑饉存活下來的幾百名右派勞教分子從各個勞改單位集中到北京南郊團河農場。我因咯血編入病號組,不參加勞動。病號組的另一人負責打掃院內廁所,也不用下地出工,這人就是外貿部的英文翻譯姚祖彝。

在當時的右派隊裡,姚祖彝算得上是衣著最整潔的人。他穿一套工作服,登一雙長筒雨靴,每天把糞挑到菜田去。他沉默寡言,同組裡任何人都不交談,打掃完廁所就獨自靠在地鋪上看書。他枕頭底下藏著一小罐香港寄來的豬油,每到吃飯時,他就悄悄把豬油抹在窩頭上,令我們羨慕不已。因為有豬油,他的腿沒有浮腫,還能挑得動糞桶。

一天上午,風和日麗,人們出工了,院子裡很安靜。我到院子裡曬太陽,看見他把糞桶沖洗幹淨,靠在牆邊上休息,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本很小的書看起來。我走過去問他看什麼書,他把書遞給我,是英文袖珍本《傲慢與偏見》。我們愉快地談起這本小說,我這才知道他是1948年考進燕京大學英語系,1952年畢業分配到外貿部當翻譯的,他的姐妹都在香港。我們同在一個組約半年,交談僅僅這一次。他因為遵守紀律,改造表現好,不久便解除勞教,離開右派隊,調到職工隊去了。我同他也就再沒見過面。




一天早晨,妹妹買菜回來,不安地對我說:“今天要槍斃一批罪犯,布告貼出來了,有像你這樣的右派份子!”(網絡圖片)


王桐竹是我在勞教隊裡的一個好朋友。他很年輕,很有才氣,是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的俄文翻譯。他長得很英俊,娶了一個西藏姑娘,但被打成右派後,家庭破裂了。他的父親很早入黨,後來被打成“托派”,開除黨籍,這對他的政治處境可能有影響。我們彼此很信任,經常交談對形勢的看法,深信誰也不會出賣誰。我們也談文學。在麥田裡鋤草時,我們兩人並排往前走,他抑揚頓挫地用俄文朗誦普希金的《致凱恩》:“我回憶起那美妙的一刻,在我的面前出現了你。”如果我們不是囚徒,如果那裡不是勞改農場,那情景可以說是相當浪漫的。



右派留場就業。(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王桐竹1963年解除勞教,留場就業。他離隊的那天同我約定,下個星期天的晚上9點,他會把一包食物從廁所旁邊的鐵絲網下面偷偷遞進來,藏在草叢裡。到了那天晚上,我假裝上廁所,果然在草叢中發現了一包烙餅。我躲在被窩裡偷偷吃掉了。這在當時是相當冒險的行動,只有王桐竹才對我這樣好,我從心裡感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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